徐向前、陈昌浩这些老同志都知道陈海松对地方干部、留苏干部的使用一直很谨慎，一般情况下不予重用，在他分管的几大根据地里这些干部都要放到县团以下的位置去锻炼。

连老资格的老革命、深受中央、共产国际信任的饶漱石、曾山、涂镇农等南方局高级干部同样被他放到基层去考察，经过一段时间依据其工作成绩和群众的评价来重新使用。曾山被提拔到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而饶漱石、涂镇农等人依然在二级根据地党务部门锻炼。

冀热辽当时情况比较特殊，19军里教导师留守绥远工业基地、独立师一分为二一旅进军东北、二旅坐镇晋察冀，只有新编不久的73师、张庆余、张砚田的自治军支撑，许多骨干抽调进入东北，不得不填充大量地方干部，而陈海松自己又一去不返，陈昌浩事务缠身、顾虑太多，没有及时对这些干部进行系统的教育培训，督促检查也不够以致思想混乱。

陈海松大谈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确切中冀热辽的要害，让冀热辽根据地党的负责人陈昌浩很是自责。军区副政委彭真、政治部主任黄华、组织部长李葆华、宣传部长陈伯达、民众动员部部长林铁等人更是深感惭愧。

李葆华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长子，二七年被组织上安排在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国长期在北方局工作。陈伯达是福建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被王明派到天津北方局工作，林铁曾任河北省委军事部长。七七事变前陈海松率演出团来到平津向他们做了工作部署。

平津战役前，张峰、李景林等人已经在他们的配合下做了充分的准备，平津战役的轻松取胜既有日本华北方面军准备不足后方空虚的原因，也有地下党细致工作的功劳。

打下平津后陈海松马不停蹄进军东北，留下徐向前、陈昌浩坐镇，启用了北方局大批当地干部，他们也有幸进入了冀热辽军区领导层，担负起重要工作岗位。军队、根据地干部的任用管理基本都是他们来定。日常政治工作、党建工作也是他们安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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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共合作以后他们分别去过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过，了解一些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可是习惯了白色恐怖地下工作的他们对平津战役以后骤然扩大的革命力量真是有些不知所措。让天天喊暴动、摧毁旧制度、开创革命新局面的他们搞建设、搞管理，领导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十来万革命武装，数千万民众。的确力不从心。

尤其是陈海松规定的党内民主集中制、党政分工协作、军政统一、三三制民主政权、保护民族经济、发展根据地工商业等制度与他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原则、采取的方法、执行的政策有很大出入、思想上很不适应。工作中多少有些怀疑、有些抵触、执行中出现了偏差。

彭真带头做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在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上有误解，用干部管队伍上没有坚持原则，党组织建设上缺乏紧迫感和正确的方法。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实际。

陈海松摆摆手制止他们的检讨，说我本人对苏联留学回来的同志、白区工作的同志没有任何成见，你们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经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培养，在前一阶段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为冀热辽根据地的创立做出了贡献，表现出了你们的忠诚和勇敢。

但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应该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要善于反思和探索，大家都想革命早日胜利，可是必须认识到革命胜利的时间和我们基础的稳固成反比，没有坚强有力团结一心的党组织、没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人民武装、没有民心所向经济自给的根据地、没有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广泛支持，革命胜利仅仅是一个梦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算起已经进行了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也已经有18年，红军创立也有了12年。回顾历史我们都会发现党的政策一直是在调整变化的，从依靠帮助民族资产阶级走向独立开展武装革命、从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到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到开展独立的山地游击作战，一直在摸索适合的革命途径。

因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变化、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策略也要随之发生变化，顺应潮流、因势利导、化不利为有利。顺势而为、趁虚而入才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应有的政治智慧。

我们挺进敌后为的是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保家卫国、抵御强敌的决心，也是要在国民党统治力量无法顾及的地区发展革命的力量，目前看来效果不错，地盘有了、军队有了、政权也有了。可这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如果仅仅这点追求共产党人就和各路军阀没有区别。